到目前为止，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经济秩序运行近80年。新兴经济体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路径，是用好人无我有的独特优势和比较优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定不移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充分利用巨大的人口和劳动力红利与资源要素成本优势，通过利用外资、外技、外企，实施外向型经济大循环战略，解决了发展中国家难以解决的储蓄不足、内需疲弱、技术与企业家人才稀缺的问题，实现了从低收入落后国家向中高收入国家的跨越。
今天，中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比较优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劳动力总量在2011年越过高峰后开始下降，人口总量近3年持续负增长，资源要素成本不断上升，制造业占全球的35%，部分产能过剩，外贸竞争激烈，原有的优势持续减弱。经过40多年高增长，中国国内生产总值134.9万亿元，占全球比重超过18%。中国有14亿多人，人均GDP1.3万美元，有4亿左右中等收入群体。并且，中国经济依然保持5%增长率，是全球最大和最有增长潜力的市场。中国居民储蓄率高，居民消费占比低，消费结构处于大规模优化升级中，超大规模市场长时间内将是我们最大的优势。
世界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们置身于更加不确定的国际环境。如何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冲击？中国具备多方面政策工具，其中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当务之急。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这是关系新发展阶段中国改革开放与经济再平衡的总体战略，必须集中力量全面加快推进落实。
以自身发展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
二战后，世界步入前所未有的长期和平与发展时期。西方国家兴起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实现了大规模工业化、后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发展中国家摆脱殖民统治，推动落后的农业国向现代的工业国转变，世界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使占世界人口近1/5的贫穷落后的中国实现了40年年均近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再创战后世界经济增长奇迹。目前，中国稳居世界经济第二大国的位置，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超过25%。
过去几十年里，世界经济快速发展，普遍改善了各国人民生活，但也带来国家、地区、民族之间发展分化，经济社会不平等扩大。在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政治、社会、族群等分化分裂加剧。美国政治分裂、社会财富两极分化达到过去百年最高值，国内政治斗争日益激烈。二战后，欧洲期盼克服几个世纪之久的冲突，构建一个统一大市场和自由、民主、繁荣的区域。但欧洲没有用好单一市场，欧洲大陆经济持续下滑，内部分歧矛盾冲突增加。世界正进入一个冲击、动荡比以前多得多的阶段，全球经济、政治的稳定性下降，长期和平面临挑战。对此，全世界都要警醒，防止世界大战重演。
中国是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正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军。我们必须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把发展的立足点放在9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保持战略定力，不为外部世界更加错综复杂的变化所惑，集中精力、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要聚焦解决自身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着力实现国内与国际、城市与农村、不同地区经济发展与循环的再平衡。
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重构以自由国际秩序和集体主义思想为基础的多边体系，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纷纷建立，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越来越多的独立主权国家加入联合国和各类国际机构组织，平等、独立、合作、互利的多边主义国际经济秩序不断拓展。
然而今天，多边主义世界秩序已被严重破坏。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使全球供应链体系受到冲击，一些国家调整供应链来源地，宁愿牺牲效率也要就近安全，国家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抬头。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对全世界的贸易战，用政治、经济强权胁迫他国接受苛刻条约，随意撕毁同别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毁坏了长期稳定有效的多边主义国际秩序。建立一个世界普遍认同接受的国际秩序不容易，破坏却很容易，而要重新建立规则就更难了。
纵观世界历史，人们渴望多边主义，但很多时候民族主义、保护主义甚至军国主义会沉渣泛起。特别是由于近年来国际贸易环境变化，多边主义世界秩序已支离破碎。中国必须把握大势，下决心减少对外部市场和国外需求的依赖，以我为主、眼睛向内，采取切实有效的举措办法，持续用力激发和促进国内需求，加快转变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培育、挖掘、扩大和用好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自身发展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
2020年以来，世界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全球全要素生产率下行，世界经济高增长时期过去了。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疫情冲击，许多国家负债率上升、赤字率扩大、货币政策宽松。美国等30个国家总债务占比约300%，约六成低收入国家与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债务困境，越来越多的国家经历高通胀袭击。同时，世界贸易与投资增长明显萎缩，全球资产价格风险加大，自然资源紧缺与绿色低碳成本上升。未来，世界经济大概率进入L形减速轨道和资源要素成本上升通道，全球性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时期到来。
当前，中国经济处于增速换挡、结构调整、动能转换叠加阶段，更要警惕外部世界长周期滞胀冲击，防止世界经济周期与中国经济周期的同频共振。要进一步加大经济逆周期、跨周期调控，加快财政政策、货币金融政策、产业政策调整转变，从促出口、扩外需转向促内销、扩内需，推动中国经济向消费拉动、创新驱动和内需主导的发展方式转型。
把经济发展转到消费和内需带动新路上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牢记发展是硬道理，建起完备的工业体系、庞大的产业集群和产业链体系、完善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中国制造业规模、物质生产能力堪称世界第一。今天，中国经济发展必须从注重物质产品生产、供给总量扩大、追求增长速度，切实转向以人民为中心，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经济高增长主要依靠大规模投资驱动和出口拉动。随着大规模基建投资空间收窄、工业化向后工业化阶段转变、房地产业长周期深度调整、世界贸易增长放缓与贸易冲突加剧，我们必须加快转向消费驱动和国内需求带动的经济增长新路。
虽然党中央确定了扩内需、促消费重大战略，并陆续出台了有力的政策措施，但落实落地还不够、具体办法还不多、实效还不明显。经济下行时，一些地方习惯于用促投资、抓基建、扩出口等见效快的老办法。当务之急，必须坚决扭转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从体制机制和政策上把经济发展转到消费和内需带动的新路上来。
一要下决心完善收入分配体制。着力提高劳动者素质，稳定并扩大就业，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
党中央一再强调，要大力支持居民增收，促进工资性收入合理增长，拓展财产性收入渠道。近年来，中国居民收入保持稳定增长，但增长没有加快，劳动力就业率提高不多，劳动报酬占比提升较慢，不少群众财产性收入减少。什么原因？生产决定分配，有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就有什么样的分配方式。不加快改变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就很难改变低工资、低福利、低成本要素投入推动和投资拉动的增长方式，难以提高居民收入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同时，分配反作用于生产，分配制度创新能带动发展模式转型。要采取更加有力、有效的措施办法，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和体系，稳定居民收入预期，增强托底保障水平，提高人民群众消费能力，促进居民消费和国内需求持续增长。
二要下决心调整公共资源投向。中国国家公共资源十分庞大，一度专注于促进经济增长，主要投向生产领域和供给端。这有其历史阶段的合理性，但已不适应国际发展环境和国内发展阶段变化。
从供求关系看，经济发展不平衡主要是国内总需求萎缩，特别是最终消费需求不足。要积极调整公共资源投向与结构，重点促进最终消费需求，支持民生改善，促进人力资源质量提升和就业增加，扩大居民消费支出，尤其要支持中低收入群体扩大消费。中国政府拥有世界各国少有的巨大公共资源，完全有能力也应该更好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三要下决心改变财政和货币金融政策重心。财政政策和货币金融政策要熨平经济周期，也要促进收入分配关系优化，提升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居民收入比重，促进最终消费需求扩大。
新形势下，国家财政要优先考虑加大转移支付，更多直接面对广大人民群众，加快推进实质性城市化，有序引导农民市民化，加快提高最困难人群的最低收入和最低社会保障水平，并大力提升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完善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保险体系、社会救助体系等。
宽松的货币金融政策要从重视保增长、促投资、增出口，转向加大推动调结构、促消费、扩内需，进一步畅通以国内需求为主体的经济大循环。为了构建和适应新发展格局，金融市场体系、机构体系、监管体系必须进一步加快调整转型。
另外，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完善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制度体系。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的中国，也没有中国的明天。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建立健全支撑新发展格局的制度体系。
要解决市场发育不充分、市场机制不够强的问题，加快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中国最大的发展优势是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全国统一大市场是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基石。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有很多，但国内市场行政分割、规则规制不一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保护主义严重，严重抑制统一大市场的发展、妨碍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壮大，是一个重要因素。要切实改变唯GDP的导向，依法规范不正当竞争和政府任意干预市场的行为。同时，完善统一的制度、规则、标准，放宽准入限制，强化统一监管，充分发挥超大型统一市场的作用，加快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持续激发巨大的内需潜力。
要解决对外开放水平不高、能级不够的问题，加大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国际环境越是错综复杂，越要增强定力，主动积极扩大对外开放。中国不仅是世界贸易大国，也是国际投资大国，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深度融入全球体系。中国外贸依存度已从2006年最高点64.5%降至现在的30%—32%。
2024年，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286.3亿美元，已从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最多的国家发展成为直接投资流入流出总体平衡、出大于进的大型资本输出国。但目前，中国的对外开放度仍低于不少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资本账户、服务业特别是高端服务业开放上，也低于不少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基础领域和关键环节上，制度型开放还有不小差距。这些问题不认真解决，将阻碍国内国际双循环持续良性互动。
面向未来，我们完全有能力、有基础、有必要扩大全方位对外开放，按照国际惯例、通行规则，对标国际最高水平、最好标准扩大制度型开放，更广泛深入地融入全球贸易、投资、金融与产业链、创新链体系。过去，我们以开放促改革，发挥中国长期形成的比较优势，创造了长期高增长奇迹。现在，我们要坚持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更深层次改革，发挥好超大型国家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更好地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高质量发展。
来源：解放日报，日期：2025-0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