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中国经济形势，要看短期变动，也要看长期趋势，更要看深层次结构转型和制度演进，深刻认识中国经济发展底层逻辑的重大变化，不畏浮云遮望眼。
短期波动筑底：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形势
受到外部复杂严峻环境影响和疫情大流行冲击，中国经济增长去年降至历史新低。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长期高增长奇迹积累的深厚经济基础和强大综合国力，后疫情时期中国经济筑底企稳，回升向好。
第一，中国经济走出低谷、恢复回升。2022年中国经济增速3%，为进入新世纪以来最低点。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持续较快回升。一是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5.2%，三季度环比增长1.3%，环比增速连续5个季度增长。二是工业生产稳中有升。前三季度，全国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0%，10月份增长4.6%，1-10月增长4.1%。装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汽车行业领先持续快速增长，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及电池等保持高速或超高速增长。三是服务业实现较快增长。前三季度服务业同比增长6.0%，占GDP比重55.1%，比去年同期提高1.4个百分点。服务经济结构升级和总量增长，对国民经济带动能力日趋增强。四是居民消费需求开始释放。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6.8%，10月份同比增7.6%，1-10月同比增6.9%；服务零售额1-10月同比增19%，增速快于商品零售额2.7倍。
第二，经济运行下行压力仍大。今年以来CPI仍在下降，PPI也在下降。1-10月全国规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下降7.8%，11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49.4%，比上月降0.1个百分点，再次有所回落，反映经济增长回升依然不够稳健。中国经济长期过度依赖投资拉动，投资受未来预期决定。近年来，投资增长已慢于GDP增长。
第三，继续探寻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实现40年近两位数超常规增长，增长率随后降至7-8%，再下移至7%左右、6%左右，直至5%（去年3%）。未来10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究竟多少？有多种判断，仍不完全清楚，尚须在波动筑底过程中确认。从国际经验特别是中国超大规模经济体自身发展历史过程看，中国经济理论上可保持较长时间5-6%的中高速增长。目前中国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减弱三重压力，潜在增长率有所下移。我们要准确把握中国经济底层逻辑深刻变化，加快实现从高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转变。
长期逻辑重构：结构转换和制度演进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占世界人口近1/5的发展中大国，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是很不容易的，通往高收入现代化国家的路走好更难。关键要把握中国经济发展底层逻辑变化，有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更大的结构转型升级和更好的制度创新。
第一，把握世界格局环境的深刻变化，深度重组。这是决定中国经济发展底层逻辑变化的外部环境（外因是变化的条件）。
一是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动荡不安。中国如何处变不惊，坚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做好自己的事，是个重大考验。
二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正在发生根本性区域性重构。从成本、市场、效率导向的全球分工合作体系拓展，转向安全、意识形态、国家干预为重的友岸、近岸和内向的产业链收缩。中国需要因势利导，更加积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全方位多渠道融入国际分工协作体系，促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优化调整。
三是世界经济告别近40年无通胀的较快增长，进入经济停滞和通胀交织期。尽管近来美国、英国、欧元区等通货膨胀率都在下降，但要达到2%的目标仍不容易。经合组织预计明年全球经济再创新低（2.7%）。世界尤其发达国家人口和劳动力减少，推动工资成本上升。全球产业链重构、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和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各国央行不计后果的宽松货币政策，世界经济将陷入滞胀。
四是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经到来，驱动各国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新变革。全球进入知识加速更新、快速扩散的时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迈入深谷期，以人工智能、数字技术、极端制造、基因技术等为底层基础的经济爆发式增长，世界科技与经济发展将跨入长周期“毁灭性创造”的新时期。中国面临的机遇挑战前所未有，抓住机遇、化危为机，对中国式现代化至关重要。
第二，把握中国自身发展环境、发展阶段的深刻变化。这是决定中国经济发展底层逻辑深刻变化的内因（内因是变化的根据）。
一是中国社会生产力面临一个历史性质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社会生产力的质的变化，以知识密集、人力资本依托、数字化智能化驱动的高科技深刻改变旧生产力，催生新质生产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新质生产力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但是，科技自立自强任务艰巨，高科技产业在经济中占比不大，中低技术部门和劳动生产率不高的产业量大面广、过度竞争，中国亟待以做大做强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二是中国人口总量和结构发生趋势性拐点变化。劳动力无限供给和人口规模优势，让位于人力资本优势。2011年劳动力总量越过高峰下行（9.4亿），2022年人口总量增长-0.6‰，净减85万人。着力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提高人的知识水平、专业技术特长和学习能力，激发亿万人民创新创造创业的动力活力，才能推动中国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三是中国制造业比重走过高峰（2007年占GDP33.1%），波动下降（2020年占GDP比重26.3%，2021年为27.4%），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转型必然加快。美国1953年制造业占比最高时达28.3%，2020年仅为10.9%。大部分经济体在人均GDP1.5万美元后，都转向后工业社会的服务型经济。中国到了大力发展生产性和消费性服务业，着力提升现代服务业水平、能级和规模的新时期。
四是中国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发生重大改变。中国经济总产出中投资比例高于世界任何大型经济体。相当长时间投资占GDP比重45%（2009-2014年占GDP45%），实际上投资占比在2011年达峰后开始下降。
中国消费的GDP占比较小（低于55%），居民消费占比更低。美国最终消费占GDP比重长期高达80%，发达国家一般70%左右；印度为73%。中国2021年最终消费占比55%，今年以来最终消费占比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明显提高。消费是最稳定的最终需求，转向消费驱动型发展，会让人民过上更健康、更美好的生活。
五是出口导向拉动型经济发生转变，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已经确立。中国进出口占GDP比重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上升，达到峰顶后（2006年外贸依存度最高64.5%，世界大国之最）持续下降（2020年降至32%）。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出口虽首破20万亿元，按美元计算同比下降6%，对欧美、日韩均负增长。
六是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关系深刻转换，中国从全球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国转变为对外投资主要资本来源国。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大型资本输出国，很像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流出平衡的发达国家。中国对外投资较多集中在能源和电力行业（石油为主）、金属等矿石开采，还有房地产、交通运输和金融等；绝大多数是并购（M&A）项目。中国需要按照高水平国际投资制度规则，积极拓展海外投资渠道和布局，优化海外资产结构、质量和效益。
七是城乡与区域增长关系出现重要改变，空间经济格局正在重构。中国农村剩余劳动跨省流动从加速至顶峰后向减速下降转变。农村人口跨省异地流动从每年1100万，下降到500万左右，近年来继续下降。中国经济重心从向沿海地区倾斜，转向向内陆转移，中西部经济总量比重逐渐提高。东部地区GDP占比2005年高达59%，2006年起出现下降趋势，2018年降至51.8%。2022年东部地区占全国比例51%。中国要进一步加快农村居民市民化速度，推动中西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和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八是中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深刻变化，从增长和效率为先转向民生改善和社会公平为重。衡量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2008年达到0.49的峰值后趋于稳定，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将进一步缩小分配差距。中国需要把更多政府财力和公共资源从主要投入基本建设等领域，转向加快全国统一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有序加大对最低收入家庭和困难群体的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扶助等。
九是中国发展与安全的权衡发生重大变化，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更加敏感和复杂。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安全是国家发展的底线。抓住根本，守住底线，孰轻孰重，孰先孰后？理论上讲容易，实际上做很难。我们必须坚决守好安全底线，我们还是要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发展中大国的问题，说到底要靠发展解决，国家长治久安，根本靠发展。从经济方面讲，安全问题主要是防范发生系统性风险，不是也不可能消除一切风险，更不可能不计成本试图消除不确定性。
十是中国经济中市场力量和政府力量发生了不小的改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如何更大限度发挥出、发挥好市场的力量仍是未来改革的方向，这是建设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举。
简短结论：发展战略政策的几个变化
综观中国经济短期波动和长期变化，可以清楚地看到，新时代中国经济底层逻辑已经深刻转变，国家改革发展的政策战略也相应发生新的改变。
第一，经济发展上，从高度重视熨平经济周期，尽可能减少年度增长率波动，转向提高对经济增长波动的容忍度，明确经济恢复的“波浪式、曲折性”。不再简单追求GDP增长速度，不再坚持过于平稳的区间调控，更加注重高质量发展。
第二，宏观政策上，进一步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着力防止经济持续失速下行；同时更加重视中长期政策储备，远近结合，政策储备和制度创新通盘考虑，把握好协调好抑制短期经济下行和长期结构优化升级的关系。
第三，发展战略上，体现“四个更加突出”。一是发展导向从资本为先转向更加突出劳动为要，鼓励生产性投资，节制资本，鼓励劳动和创造，着力促进共同富裕。二是更加突出释放扩大国内需求，突出发挥消费拉动的基础性作用，稳就业，增居民收入，扩中等收入群体，促社保体系、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公平、统一、完善。三是更加突出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攻坚重要领域、关键环节、核心技术，促进产业数字化、绿色低碳化、高端化与服务化转型。四是更加突出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着力维护经济金融安全。
第四，措施方法上，更加积极稳健用好财政与货币金融政策。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力。提高财政赤字率上限，适度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规模，实施一揽子多方式化债方案，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社会政策、科技政策协调配合，更大力度发挥财政政策撬动功能和杠杆效应。货币金融政策更加稳健有效灵活。发挥总量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及时加大货币信贷投放，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强化对实体经济金融信贷支持，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数字化、绿色低碳和服务化转型。活跃资本市场，拓宽长期资本来源渠道，促进企业市场化购并重组，提振投资者信心。
第五，制度创新上，务实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深化关键领域市场化改革，加快建立和完善现代市场体系的制度架构、法律体系和独立专业化市场监管机构体系。切实依法保护产权包括公有产权和私人产权。加强与世界各国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交流交往，按照通行的国际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深化全方位、宽领域对外开放。
转载自《文汇报》
原文链接：https://m.whb.cn/commonDetail/910040